台北車站出口，跟香港一樣肩摩轂擊，那裏總站着一些在街頭謀生的人：派發傳單的婆婆、送免費報紙的伯伯，還有叫賣《大誌》雜誌的大叔等等。他們看似毫無區別，都是在街頭生活、餐風露宿的弱勢。

然而，賣《大誌》的大叔跟其他人有點不同，他並不是某某公司的外判工或時薪僱員，他是老闆 ── 他是自己入貨，每賣出一本100元台幣的《大誌》（折合約25港元），就賺取當中的50元台幣作收入。「他有能力為自己的生活負責，不用倚賴他人的同情或幫忙。看重這份尊嚴和價值，是《大誌》跟其他志願組織的分別。」總編輯李取中如是說。在台灣創辦《大誌》雜誌6年，他不單用雜誌的形式，幫助許多曾經跌倒街頭的弱勢重新起步；更矢志要用媒體傳遞他的價值觀，就是在社會失落已久的人文關懷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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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論是慈善組織或是社會公民，世界各地都有不少人銳意幫助生活於街頭的弱勢朋友，例如無家者（又或喚作「街友」、「遊民」）或低收入的街賣者等，最常用的方法是派發食物或物資；有些也本着「與其給他魚吃，不如教他怎麼釣魚」的想法，致力幫助弱勢上樓、找工作等等。

《大誌》（The Big Issue）可說是後者的佼佼者。1991年，雜誌《大誌》以社會企業的形式創立於英國倫敦，以「幫助那些幫自己的人」為口號，給一些願意自己自力更新的街友或弱勢羣體如殘疾人士，提供販賣雜誌的工作機會。以台灣為例，販賣員一開始可獲得10本免費《大誌》，全部售完就可以有1,000元台幣（折合約250港元）收入，以後就可以用現金繼續入貨；讀者每買一本，販賣員就直接獲得一半為利潤。如今《大誌》已散落各國，包括日本、澳洲、南韓、南非等。

曾在台灣 Yahoo!工作的李取中，2009年偶爾看到《大誌》，吃了一驚：「咦，為什麼台灣沒有什麼社會企業？沒有這種雜誌？原來台灣的社會企業比歐洲遲了20年！」他決心要把這本雜誌帶到台灣，也要為街友帶來出路；於是請來名設計師聶永真設計試刊封面，也撰寫了計劃書到倫敦跟《大誌》總部負責人見面，成功獲授權出刊；終於，2010年4月1日的愚人節，台灣《大誌》面世。

 

它，源自對街友的平等尊重

創刊6年，如今台灣已累積約100名《大誌》販賣員，以及每期3萬至4萬名讀者。《大誌》會為初入職的販賣員提供訓練輔導，每月底為所有販賣員舉辦最新一期雜誌的內容簡介會；雜誌社更有職員及義工負責照顧他們，例如我們在捷運站為某位販賣大叔拍照，傳送給職員後，很快便回覆我們販賣員的名字，對其工作狀況亦瞭如指掌。

這份跟販賣員建立的信任，得來不易；不是來自單純的照顧或愛心，而是平等的尊重。李取中解釋《大誌》的核心想法，是要尊重街友，並提供工作機會給想要工作的人。

他說，無論如何都會對販賣員個人作最大的尊重，只請他們遵守一些低限度的工作規條，例如工作時不能抽煙和喝酒，「我們會解釋，有人可能不抽煙，你這樣會影響別人。」即使是發出體味，他們也不干涉：「這是個人衞生方面，他應該要知道；我們會提醒，但不會強逼（洗澡）。」

有時，讀者會向雜誌社反映說，「看到有販賣員把賣雜誌的錢拿去買煙買酒，這不太好！」李取中他們只會冷處理這些「投訴」，「我不覺得讀者可以管這個。」工作時有工作上的規範，但工餘活動卻不會干預，這是《大誌》對待街友的一種智慧，「的確，規範別人比不規範是來得容易；但面對街友，一定要放手，他們才能自己生活。我覺得這是信任的問題，你必須要相信他有自己生活的能力。」

抱持着「我來幫你」這高人一等的姿態來幫助弱勢，並不是他們的取態。「很多人會覺得（幫助弱勢就是）『我一定要好好照顧你』這樣子，但一旦持續關注、幫助，對方便會形成倚賴的心態，對他以後長遠的生活是不好的。人人都有自己的生活及時間，除非你確定能夠長期這樣做吧。」

 

他，需要一份智慧的體諒

是故《大誌》的定位，是單純讓一些有工作意願的街友，擁有一份不被剝削而平等的工作；因為按他們目前的生活現況，實在難以取得工作機會。

李取中解釋販賣員過往的種種困難：「不管是什麼原因流落街頭，他們可能是在從前的家庭、工作上，碰到一些困難和挫折才流浪。」即使他們有勇氣工作，可能仍會再次面對打擊，「當一個人在街上流浪一段時間，自信心、心理素質上可能沒那麼強壯，一下子把他丟到所謂正常的職場，去接受工作上的規範，或要去做比較有規律性的生活，甚至要他跟人維持良好的互動，並不那麼容易，失敗的比率也蠻高。」

在街頭賣雜誌，便是一個很好的平台，讓街友重新適應社會。「我們是在一些所謂正常的工作職場，以及街友比較不穩定的生活中間的一個平衡點吧！意思是，賣雜誌的工作比較有彈性，他們有比較多的時間去學習應付一些工作上的任務，也可以慢慢調整個人生活狀況。《大誌》這種街報組織，在這方面是扮演一個比較不錯的角色。」

這些彈性，包括讓他們決定工作時間，例如有人在晚上才外出販賣，因沒那麼高溫；而天氣壞、生病，甚至月中雜誌沒那麼暢銷（《大誌》每月1號出版），也可隨時按需要休息。要知道他們可能是長期病患，年紀也不輕，實在需要這份體諒。

《大誌》的販賣員，工作該是愉快的。每期《大誌》最後一頁，都有一個販賣員的小故事，把他們從前生活的艱苦，與賣雜誌後的轉變都寫下來，不是成功見證的那一類文章，而是真實的生命記錄。每次在街上遇上他們，也總是笑容可掬，誠懇地推銷，甚至能跟你就着雜誌內容侃侃而談。

的確，有些販賣員賺了錢，終能做自己喜歡的事，所以他們加倍享受這份工作。最厲害的販賣員，月入4、5萬台幣（折合約港幣10,000至12,500元），大概賣800-1,000本；而平均每個人也可賣300本，賺取15,000台幣（折合約港幣3,750元），在台灣生活還算過得去。

說起最近一名販賣員的經歷，李取中罕有地展現燦爛笑容：「有個『江蘇伯伯』蠻有趣，他年輕時來台，晚年來賣雜誌，終於能賺錢回家。平常他都很兇，但一可以回江蘇，就說笑問我們要不要跟他回去當他兒子！」

 

它，並不是讓街友重回社會的踏腳石

《大誌》，或許真是一份可以打一世的工。

它並不像一些志願機構的就業計劃，當街友駕馭得到較輕鬆的工作後，便會轉介他們「重投社會」，去找「更好」的工作。「以前人們對我們有一種想像：街友是不是可以透過賣《大誌》，再找到更好的工作，回歸到正常的社會？我看不是。」

李取中認為，社會太喜歡把人和工作標籤，「以我的價值觀來看，並沒有所謂更好的工作、什麼工作才更合適。」所以《大誌》不會把街友推到另外的職場，「或者轉個角度想，當透過賣雜誌取得生活的穩定性，然後有更多的選擇權的時候，你就自然找到自己喜歡的工作去做。」

這也是《大誌》的目的 ── 街友透過工作，取得生活主導權，不再給失敗及貧窮磨蝕人生。

他們有很明確的界線，就是尊重街友的選擇，只幫助他們賣雜誌。「我們要尊重他的生活形態。跟一般人之間的尊重和互動一樣，這是困難的，因為有時候我們也會不自覺站在一個比較保護他們的角色，但那並不是對等的關係。」他會提醒自己和同事：「所謂自信心的建立，它不會是人家給你的，不會只說『我很尊重你』就提高了自信。自信心必須要透過自己在各種經歷中做選擇和判斷去建立。這是我們跟一些幫助街友的非牟利組織比較大的差異。」

 

他，只想做一本好雜誌

也有人想像，《大誌》的內容是不是會特別關注街友的狀況，每期都有關於街友的報道？對不起，在迄今已發行79期的台灣版《大誌》，要尋找有關街友的故事，就只有最後那頁；而《大誌》Facebook專頁也不易找到街友的身影，不像外國的《大誌》Facebook，有很多關於街友的圖文介紹。

李取中面對街友的態度，是光去幫助他們好好賣雜誌，其他一概不管；他辦雜誌的態度亦然，只做好內容，不借讀者對街友的同情心，去讓雜誌暢銷。「我要確保大家買《大誌》是因為好看，而不是同情。不管你的產品跟服務是什麼類型，都要確保你的產品，被人們能夠接受，不做這樣的東西要幹嘛？」他嚴肅地說。

身為總編輯，他認為好的東西，是”Big Issue”，即是具有國際視野的人文關懷。翻開手上8月號由Björk當封面的那一期《大誌》，19頁的主題報道，是世界各地不同的南方，既介紹他們的習俗或特色，但更多是深度的解說，例如向海的南方城市，人民的生活態度與價值觀。其他內容，則是五大洲的人道救援、人權、科技、文化、綠色生活等國際最新動向的小格文章，簡短易明；讀完一期，就像上了一次世界非主流價值課。

李取中很強調價值觀，整個訪問把這詞彙重複不下10多次；因為在他心目中，上至政治體制、公民意識的問題，下至社會歧視、族羣彼此攻擊等等，都是因為大家的價值觀出了岔子。「就像做《大誌》，其實困難是，怎樣除去一般人對街友的標籤，又或是負面的想法；然後怎樣讓人們盡量少用標籤化的語匯去形容一個獨立個體。對我來說，街友只是生活現況的描述，但是社會總是習慣於當你某天一旦被賦予『街友』這樣的標籤之後，它便一直跟着你，不管你以後去工作，或是所謂成功，人們還是拿回來說。某一程度來說，是因為社會一些人的價值觀對這族羣的不認可。」

他盼望普世價值、人的尊嚴等，能藉着雜誌傳達，「生活在這片土地，要想想世界在傳遞什麼基本的價值，不能一直只看台灣和自己。」但台灣媒體，尤其在強調本土意識的年頭，對這方面不太關注，「從媒體的現況來看，的確我們（台灣媒體）對國際信息的信息量是比較少的，所以《大誌》是應該補足這一部分。若果我們決定要做一個主題，不會因為要考慮『愛台灣』的關係，而把一些我們覺得好像還沒辦法去做好的報道，就硬放進去。要是我們覺得主題真的不錯，不管是哪個國家都會報道。」

而以藝人當封面和做訪問，也是《大誌》近年的另一賣點；就像7月號的陳綺貞X盧廣仲的雙封面令銷量大增，也很快絕版。「用藝人做封面，當然能吸引年輕世代的讀者。藝人是自己主動找我們，又或由外國的《大誌》供稿的。我們沒有只用名人、明星作內容，雜誌主題還是一直存在。」

 

李取中強調，《大誌》不會仰賴藝人的封面來討好讀者。「我覺得目前很多媒體陷入這樣的方向前進，就是太在意點擊率、讀者意見等等。要是只拿讀者的喜好或是關注點，來作為媒體經營的價值判斷，那是很大的issue。做媒體一定會收到讀者意見反饋，但是大部分還是要按自己想法去做，因為並不是他們在經營媒體，你才是經營媒體。這是媒體很重要的一環。」

他很清楚，雖然雜誌現已收支平衡，但一定要在商業和理念層面的展現之間，取得一個平衡。「誰才是真正在負責掌握這個媒體走向的人？你本身應該要有清楚的價值，不能讀者他們喜歡什麼，你就給什麼，這樣就失去媒體的意義。」

 

回到香港，還是對手上幾期《大誌》愛不釋手。

台灣《大誌》不單是改變社會對弱勢的價值觀的媒體，它的經營模式也能讓街友重拾尊嚴。香港人，能不能也擁有一本屬於我們自己的《大誌》？

 

（全文完）

Text by Gi

Edit & photo by Pakkin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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