「人生百味」,這名字聽起來有點像雜貨店,或是一間有性格的小餐廳。但它其實是台灣一個很年青的公民組織,用創意、有趣的方法跟街頭生活者同行。

「人生百味」,這名字聽起來有點像雜貨店,或是一間有性格的小餐廳。

但它其實是台灣一個很年青的公民組織。

第一次知道他們,是在2014年暑假,朋友捎來一個名叫「把回收拿給阿公阿嬤」的網上地圖。它的設計簡單俐落,運作原理和香港的「草原地圖」、「撲水」等網站一樣,用網友提供的資料,標記社區裏做回收的阿公阿嬤的位置。這樣就不用他們推木頭車走來走去,反而是住附近的朋友可以主動把紙皮、鋁罐送上門。

「嘩,這好聰明啊。」這個小企劃,在太陽花運動後推出,善用網絡一代最擅長的平台、技術,聚集羣眾力量,嘗試改善弱勢羣體經常面對的艱難處境。

兩年下來,「人生百味」團隊由關注回收者、街友到街賣者,一步又一步,生出許多有趣的計劃。或許,他們的故事,也能擴闊我們對街頭生活者的想像,再思如何拉闊香港無家者、小販、天光墟友等的空間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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守護弱勢者的最後空間

八月,台北很熱,我們和攝影師到達位於大稻埕老房子的「人生百味」時,已混身濕透。

巫彥德(阿德)開門招呼我們進入辦公室,他是「人生百味」的創辦人之一。小小的房子,擠滿了人。這邊廂有5、6位朋友正在工作枱用電腦,那邊廂我們一行幾人坐在黑板前的小沙發。人來人往,這是一個很有活力的空間,有點像大學SOC房。

「呀,那我走啦!」這時一直在旁邊閒聊的一位叔叔說。「好啦!」阿德跟他說,然後轉頭跟我們介紹他是徐大哥,「人生百味」其中一位長期合作的街賣者。

笑容滿臉的徐大哥!(圖片來源:人生百味)

笑容滿臉的徐大哥!(圖片來源:人生百味)

所謂「街賣者」,就像是香港的小販。

台北法例是不容許固定擺攤,「街賣者」大都是手拿着貨品,如紙巾、白蘭花、口香糖等等,在街上行來行去叫賣,走在法律的邊緣。政府並沒有完全杜絕,只是時不時派人驅趕。

徐大哥笑嘻嘻的跟我們說:「下次訪問我嘛,我現在放暑假,沒在街上賣東西,去賣西瓜啦。」是說笑還是說真的呢?「是真的在放暑假,街上太熱了,他們這段時間都會轉做其他工作。」阿德跟我們說,但只要「人生百味」有活動,徐大哥還是不時來幫忙,或像今天,純粹來閒聊兩句。

街賣者是「人生百味」由2015年開始,重點記錄和協力的對象。他們開設了「人生柑仔店」(「柑仔店」是台語,即香港「辦館」、「士多」),專門為街賣者設計、包裝具有特色的產品,改變他們的客路。今年台北設計年,他們跟台灣著名設計師聶永真合作,推出了「Play Bubble」泡泡糖,把街賣者的產品推上設計殿堂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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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人生百味」的全職工作團隊,只有4人。除了「人生柑仔店」,還要兼顧前文提及的「把回收拿給阿公阿嬤」網上地圖,和另外建立的「石頭湯計劃」。「石頭湯計劃」有點像香港明哥和Benson的「平等分享行動」,是街頭派餐,再加插共煮元素,要求參加者一同入廚預備與街友分享的湯水和飯菜。

由回收者、街友到街賣者,「人生百味」的焦點,從沒有離開過在街頭。為什麼會是這樣?

街頭是弱勢者最後的一個生存空間。如果,我們連這點空間也不留下來,那這個城市將會變成一個很害怕失敗的地方 —— 因為我們一失敗,就死定了,連街上都無法去。」阿德說,「這好像扯太遠,但那確是我們兩年多累積下來的想法。」他拿起枱上的泡泡糖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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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大家也很忙的時間,阿德抽空跟我們講「人生百味」的故事。

 

源於太陽花看見的圖畫

阿德本身是讀工商管理的,「人生百味」的伙伴們大都如他一樣,沒有社工、社福界訓練背景。但他們有的是行動力和鍥而不捨去解決問題的決心。

「2014年太陽花運動,我和幾個朋友靜坐後凌晨回家,在路上遇到回收的阿嬤。她推着手推車,在收紙箱,就像你們香港的『撿紙皮』一樣。」阿德和朋友們上前想要幫她一把,才知道阿嬤是由3公里以外的地方推車來,大家立時呆住,「感覺我們幫不上忙,一來很遠,我們也很累,二來是想,今天幫了,明天怎辦?」

這種無力感,很熟悉吧。

那夜,大雨滂沱,他們一方面只能承認當下幫不上忙,另一方面卻又萌生了一個念頭:為什麼不能把回收物資送到阿嬤阿公的門口?

這就是「把回收拿給阿公阿嬤」網上地圖的開始。

阿德和伙伴們下班後埋頭製作地圖和網站,剛推出Facebook page 時本來也沒什麼人留意,但碰巧有媒體發現和採訪,就引來大批市民開始使用地圖,加入粉絲團,反應很好!旁人看來,這應該算是「小成功」,至少也帶起了議題。

他們卻沒有自我感覺良好,反而是自我批判,感到力有不逮。「只要你認真去研究一下,就會發現回收很辛苦,背後是有一個結構性的原因。」那是一層又一層的剝削和壟斷的問題,令到前線工作者的利潤很低。「如果要解決這個問題,並不是一個地圖可以做到,是要花時間研究和組織起回收者們。」阿德說。

簡單來說,就是要進入他們的生活,好像「石頭湯」計劃。這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

 

與街友共食共廚 改變大眾印象

「石頭湯」的起始點,與「回收地圖」很相近,也是另一個在太陽花運動期間的觀察。那時,有很多人把物資送到靜坐現場支持學生,水一大堆、乾糧食物也很多(就像兩傘運動時的金鐘一樣!),有一天阿德他們看見一位伯伯向青年人要物資,但負責管理的人沒有給他。

「不能怪管理人,因為物資不能亂給,那是給靜坐者的物資。但既然在場內不能派,我們是不是可以去場外發呢?」阿德說。這個念頭慢慢發酵,後來就變成收集大家雪櫃裏多出的瓜菜肉,一起烹調成一頓晚餐,再拿出去分給有需要的街友們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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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初,阿德他們認為「石頭湯」主要是一個資源分配的計劃,是去「幫助」在街頭生活的人,但很快就發現一個月一次的共廚共食,對於街友來說,只是杯水車薪。「這是事實嘛,我們派餐,也不過只能幫他們一晚半晚。」

他們堅持做下去,是因為「要改變的其實是一般參加者。結構問題,其實也是由意識形態開始。」台灣社會跟香港差不多,一般人會覺得街友要「瞓街」,是因為懶惰、不工作,覺得他們都是危險、有精神問題。如果你曾是、或現在是街友,要去找工作或租屋也會特別困難。

「『石頭湯』的特別之處,就是我們要一起煮飯,然後在街頭上坐下來跟街友一起吃。那個改變蠻多,參加的朋友會發現:原來街友也沒什麼大不了的,他們只是一羣沒家可以回去的人。講話什麼都跟我們一樣,只是經歷不一樣。當然,也有喝醉的人,有精神障礙的人,一定有,但那是少數。」

「大部分人就是窮,就是貧困。」阿德說。如果來參加的朋友明白了這點,或許,我們就可以共同為這些街友做出更友善的環境。

煮飯共食是一個媒介,讓我們可以更立體去討論議題,大家一起動手,切菜煮飯,講講剩食、街友、街賣者的處境。其實是有點像你們的維修香港,他們是透過維修家居,我們是透過吃飯煮飯去講故事,建立一個議題廚房。」阿德說,笑笑。(可參看:〈維修香港:用洗樓維修香港的社區意識〉

「石頭湯」每次煮40 – 50人的飯量,廚工其實只需要4 – 5位。但他們會招募15人,次次不同,煮飯之前會先搞講座,介紹一下街友的狀況,吃飯後也會再帶大家討論。「很多人說台北人很冷漠,但其實他們只是無力,只要有一個窗口讓他們可以『捲入』社會議題,他們是很願意的。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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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26次的石頭湯,泡製「搖滾刈包」!(圖片來源:人生百味)

 

用泡泡糖重新建構 街賣者的故事

一方面把一般市民、公民「捲入」議題,另一方面也設法使用年青人的人脈、科技、資訊去嘗試解決在街頭生活的困境,這大概是「人生百味」用兩條腿走路的方式。

在街賣者的議題上,他們就選擇了「田野研究」加「協力開發新產品」的模式作介入。

在台北街頭,你會見到不少街賣者都是殘障人士,坐着輪椅向等待過馬路的人售賣紙巾、香口膠、白蘭花等等。「大部分人都想幫助他們,但因為他們賣的東西,自己不需要,又不確定他們是不是詐騙集團一部分;久而久之,索性視而不見,告訴自己他們的產品不好,他們是騙人的,那我不買也沒關係。」阿德說。

街賣者所面對的困境,是大眾長期下來對「販賣同情」的怠倦和對「街賣集團」的不信任。既然如此,就要將這兩大問題逐一擊破!例如,先要改變街賣產品的種類,讓人們會被產品吸引而接觸到街賣者。

「那我們就開發一些果乾呀,泡泡糖呀。一開始我們是比較理想化的,想開發一些比較有意義,很『美好』的產品,像是小農產品。但後來發現,這些產品成本很高。街賣者們常說:果乾100塊(台幣,折合約港幣$25)一包,會不會太貴呀?他們沒信心賣得掉,就連嘗試的意欲都很低。」

屢敗屢試,這就引發阿德他們去做調查,認真了解街賣者需要哪類型的產品,也同時嘗試接觸背後的街賣集團。

媒體普遍把這些集團形容為邪惡的、剝削的,但阿德他們發現,那其實是比想像中來得普通。「他們的運作就是把街賣者載到街上去站賣,下班的時候再送回去。街賣者的收入跟集團分賬,一包100塊的東西,街賣者就拿50塊。」(相類似的營運方法,還有《The Big Issue大誌》;我們也有訪問到,請密切留意!)

這些集團大都誕生在六、七十年代,當時身障者要找工作、要出外都比現在困難。「做街賣者,要在人流多的地方賣,他們需要來回接送;他們一個人又不可能批發買貨,一批兩三千,還要自己承擔貨款;現在有老闆先去批貨,賣得掉就是你的,賣不掉就不算,風險押在老闆身上。」

「集團的營運模式,其實不是由一個很邪惡的人生出來,要控制他們,反而在某程度上是由於街賣者的需要而衍生出來的。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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只能從街賣者買到的「街頭泡泡糖」,由聶永真設計。

了解過後,問題是怎樣叫社會大眾知道。「用設計和輕鬆的方式,我們覺得街賣者的刻板印象是可以被解構,再重新建構的。」

於是,當設計師聶永真趁着「台北設計年」提議,重新包裝過街賣者的泡泡糖,他們就立刻意識到這是一個好契機。他們接觸不同的口香糖公司,遊說研發一條街頭專有的泡泡糖。「結果是飛壘口香糖的統一製菓公司願意跟我們合作。飛壘泡泡糖是許多台灣人在小時候吃過的零食,但長大後就被其他公司的口香糖取代了,大家連它的價格都忘了。」

關乎集體回憶的泡泡糖,換一個設計師的獨物包裝,只能在特定的街賣者買到 —— 整件事變得很有talking point,也很好玩。「原本一條泡泡糖,賣15塊(台幣,折合約港幣$3.6);Play Bubble 要賣50元(台幣,折合約港幣$12)兩條,反應還非常好,大家都會用我們的地圖去找街賣者買。」

 

所有可行的方法 都盡力去做

由這條泡泡糖開始,慢慢就有其他公司接觸「人生百味」,想用街賣作為銷售渠道。例如有汽車香芬劑公司,開發了白蘭花味的香芬書籤,正透過平常賣白蘭花的街賣者對外銷售。「賣白蘭花是看天氣的,有了香芬書籤作為另一種貨源,就可以把街賣者的收入再穩定下來。」

由2015年至今,接觸了不少像徐大哥一樣的街賣者,這也讓阿德再思考「街賣」的工作意義:「因為他們身體不好,根本應付不了全職工作。如果沒有『街賣』這選擇,他們就只能拿失業救助了;但一個人可以用自己的手去賺錢,是重要的。」

用自己的手去賺到生活所需,是代表有獨立自主的能力,那才可以再選擇,對自己的人生有想像。「我們希望可以擴闊社會對街賣者的理解,同時也讓街賣者們對自己的工作有更多想像空間,他們是不是可以賣一些特色產品,如反核旗?手工肥皂?環保玻璃飲管?」

「人生百味」精彩之處是,不僅嘗試改善街賣者的生計、街友的生活,而是努力讓他們成為台北城市風景的一部分。

他們,不是要被驅趕的邊緣族群。他們,是多元社會的重要一員。

「我去過香港幾次,感覺是你們那邊對於街頭的控制,比我們還要厲害。那是很嚴重的問題,若失去了街頭,弱勢到哪裏去走?」阿德最後說,「我們是不是可以再發揮更多想像,連結更多人去找出這個空間的正面論述?」

由一個地圖開始,到籌備活動,與企業合作,一步又一步,「人生百味」的藍圖看似很清楚:讓街頭生活的人們過得更好,更有尊嚴。「哈,這都是現在回想起來,再梳理的。」阿德說,「但最重要是目標清晰,然後把所有能達到這個目的的方法都先提出來吧。做一做再說吧,畢竟也是試了才知是否可行,這不是嗎?」

「會不會,有天街頭不再可怕呢?如果在街頭上生活或工作或擺攤,其實也沒什麼呢?」他問道,「如果是這樣,我們的社會就會變得不再那麼怕失敗嗎?」

對,我們可以一同努力迎向這天嗎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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那天,我們遇見的人生百味團隊:(左起)巫彥德、簡艾薇、張書懷、汪劭穎、張貴智。「還有許多志工和朋友才做得成呢。」

 

(全文完)

Text by dy

Photo by ball + 人生百味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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