「人生百味」，這名字聽起來有點像雜貨店，或是一間有性格的小餐廳。
但它其實是台灣一個很年青的公民組織。
第一次知道他們，是在2014年暑假，朋友捎來一個名叫「把回收拿給阿公阿嬤」的網上地圖。它的設計簡單俐落，運作原理和香港的「草原地圖」、「撲水」等網站一樣，用網友提供的資料，標記社區裏做回收的阿公阿嬤的位置。這樣就不用他們推木頭車走來走去，反而是住附近的朋友可以主動把紙皮、鋁罐送上門。
「嘩，這好聰明啊。」這個小企劃，在太陽花運動後推出，善用網絡一代最擅長的平台、技術，聚集羣眾力量，嘗試改善弱勢羣體經常面對的艱難處境。
兩年下來，「人生百味」團隊由關注回收者、街友到街賣者，一步又一步，生出許多有趣的計劃。或許，他們的故事，也能擴闊我們對街頭生活者的想像，再思如何拉闊香港無家者、小販、天光墟友等的空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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守護弱勢者的最後空間
八月，台北很熱，我們和攝影師到達位於大稻埕老房子的「人生百味」時，已混身濕透。
巫彥德（阿德）開門招呼我們進入辦公室，他是「人生百味」的創辦人之一。小小的房子，擠滿了人。這邊廂有5、6位朋友正在工作枱用電腦，那邊廂我們一行幾人坐在黑板前的小沙發。人來人往，這是一個很有活力的空間，有點像大學SOC房。
「呀，那我走啦！」這時一直在旁邊閒聊的一位叔叔說。「好啦！」阿德跟他說，然後轉頭跟我們介紹他是徐大哥，「人生百味」其中一位長期合作的街賣者。
笑容滿臉的徐大哥！（圖片來源：人生百味）
所謂「街賣者」，就像是香港的小販。
台北法例是不容許固定擺攤，「街賣者」大都是手拿着貨品，如紙巾、白蘭花、口香糖等等，在街上行來行去叫賣，走在法律的邊緣。政府並沒有完全杜絕，只是時不時派人驅趕。
徐大哥笑嘻嘻的跟我們說：「下次訪問我嘛，我現在放暑假，沒在街上賣東西，去賣西瓜啦。」是說笑還是說真的呢？「是真的在放暑假，街上太熱了，他們這段時間都會轉做其他工作。」阿德跟我們說，但只要「人生百味」有活動，徐大哥還是不時來幫忙，或像今天，純粹來閒聊兩句。
街賣者是「人生百味」由2015年開始，重點記錄和協力的對象。他們開設了「人生柑仔店」（「柑仔店」是台語，即香港「辦館」、「士多」），專門為街賣者設計、包裝具有特色的產品，改變他們的客路。今年台北設計年，他們跟台灣著名設計師聶永真合作，推出了「Play Bubble」泡泡糖，把街賣者的產品推上設計殿堂。
「人生百味」的全職工作團隊，只有4人。除了「人生柑仔店」，還要兼顧前文提及的「把回收拿給阿公阿嬤」網上地圖，和另外建立的「石頭湯計劃」。「石頭湯計劃」有點像香港明哥和Benson的「平等分享行動」，是街頭派餐，再加插共煮元素，要求參加者一同入廚預備與街友分享的湯水和飯菜。
由回收者、街友到街賣者，「人生百味」的焦點，從沒有離開過在街頭。為什麼會是這樣？
「街頭是弱勢者最後的一個生存空間。如果，我們連這點空間也不留下來，那這個城市將會變成一個很害怕失敗的地方 —— 因為我們一失敗，就死定了，連街上都無法去。」阿德說，「這好像扯太遠，但那確是我們兩年多累積下來的想法。」他拿起枱上的泡泡糖。
在大家也很忙的時間，阿德抽空跟我們講「人生百味」的故事。
源於太陽花看見的圖畫
阿德本身是讀工商管理的，「人生百味」的伙伴們大都如他一樣，沒有社工、社福界訓練背景。但他們有的是行動力和鍥而不捨去解決問題的決心。
「2014年太陽花運動，我和幾個朋友靜坐後凌晨回家，在路上遇到回收的阿嬤。她推着手推車，在收紙箱，就像你們香港的『撿紙皮』一樣。」阿德和朋友們上前想要幫她一把，才知道阿嬤是由3公里以外的地方推車來，大家立時呆住，「感覺我們幫不上忙，一來很遠，我們也很累，二來是想，今天幫了，明天怎辦？」
這種無力感，很熟悉吧。
那夜，大雨滂沱，他們一方面只能承認當下幫不上忙，另一方面卻又萌生了一個念頭：為什麼不能把回收物資送到阿嬤阿公的門口？
這就是「把回收拿給阿公阿嬤」網上地圖的開始。
阿德和伙伴們下班後埋頭製作地圖和網站，剛推出Facebook page 時本來也沒什麼人留意，但碰巧有媒體發現和採訪，就引來大批市民開始使用地圖，加入粉絲團，反應很好！旁人看來，這應該算是「小成功」，至少也帶起了議題。
他們卻沒有自我感覺良好，反而是自我批判，感到力有不逮。「只要你認真去研究一下，就會發現回收很辛苦，背後是有一個結構性的原因。」那是一層又一層的剝削和壟斷的問題，令到前線工作者的利潤很低。「如果要解決這個問題，並不是一個地圖可以做到，是要花時間研究和組織起回收者們。」阿德說。
簡單來說，就是要進入他們的生活，好像「石頭湯」計劃。這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
與街友共食共廚 改變大眾印象
「石頭湯」的起始點，與「回收地圖」很相近，也是另一個在太陽花運動期間的觀察。那時，有很多人把物資送到靜坐現場支持學生，水一大堆、乾糧食物也很多（就像兩傘運動時的金鐘一樣！），有一天阿德他們看見一位伯伯向青年人要物資，但負責管理的人沒有給他。
「不能怪管理人，因為物資不能亂給，那是給靜坐者的物資。但既然在場內不能派，我們是不是可以去場外發呢？」阿德說。這個念頭慢慢發酵，後來就變成收集大家雪櫃裏多出的瓜菜肉，一起烹調成一頓晚餐，再拿出去分給有需要的街友們。
最初，阿德他們認為「石頭湯」主要是一個資源分配的計劃，是去「幫助」在街頭生活的人，但很快就發現一個月一次的共廚共食，對於街友來說，只是杯水車薪。「這是事實嘛，我們派餐，也不過只能幫他們一晚半晚。」
他們堅持做下去，是因為「要改變的其實是一般參加者。結構問題，其實也是由意識形態開始。」台灣社會跟香港差不多，一般人會覺得街友要「瞓街」，是因為懶惰、不工作，覺得他們都是危險、有精神問題。如果你曾是、或現在是街友，要去找工作或租屋也會特別困難。
「『石頭湯』的特別之處，就是我們要一起煮飯，然後在街頭上坐下來跟街友一起吃。那個改變蠻多，參加的朋友會發現：原來街友也沒什麼大不了的，他們只是一羣沒家可以回去的人。講話什麼都跟我們一樣，只是經歷不一樣。當然，也有喝醉的人，有精神障礙的人，一定有，但那是少數。」
「大部分人就是窮，就是貧困。」阿德說。如果來參加的朋友明白了這點，或許，我們就可以共同為這些街友做出更友善的環境。
「煮飯共食是一個媒介，讓我們可以更立體去討論議題，大家一起動手，切菜煮飯，講講剩食、街友、街賣者的處境。其實是有點像你們的維修香港，他們是透過維修家居，我們是透過吃飯煮飯去講故事，建立一個議題廚房。」阿德說，笑笑。（可參看：〈維修香港：用洗樓維修香港的社區意識〉）
「石頭湯」每次煮40 – 50人的飯量，廚工其實只需要4 – 5位。但他們會招募15人，次次不同，煮飯之前會先搞講座，介紹一下街友的狀況，吃飯後也會再帶大家討論。「很多人說台北人很冷漠，但其實他們只是無力，只要有一個窗口讓他們可以『捲入』社會議題，他們是很願意的。」
第26次的石頭湯，泡製「搖滾刈包」！（圖片來源：人生百味）
用泡泡糖重新建構 街賣者的故事
一方面把一般市民、公民「捲入」議題，另一方面也設法使用年青人的人脈、科技、資訊去嘗試解決在街頭生活的困境，這大概是「人生百味」用兩條腿走路的方式。
在街賣者的議題上，他們就選擇了「田野研究」加「協力開發新產品」的模式作介入。
在台北街頭，你會見到不少街賣者都是殘障人士，坐着輪椅向等待過馬路的人售賣紙巾、香口膠、白蘭花等等。「大部分人都想幫助他們，但因為他們賣的東西，自己不需要，又不確定他們是不是詐騙集團一部分；久而久之，索性視而不見，告訴自己他們的產品不好，他們是騙人的，那我不買也沒關係。」阿德說。
街賣者所面對的困境，是大眾長期下來對「販賣同情」的怠倦和對「街賣集團」的不信任。既然如此，就要將這兩大問題逐一擊破！例如，先要改變街賣產品的種類，讓人們會被產品吸引而接觸到街賣者。
「那我們就開發一些果乾呀，泡泡糖呀。一開始我們是比較理想化的，想開發一些比較有意義，很『美好』的產品，像是小農產品。但後來發現，這些產品成本很高。街賣者們常說：果乾100塊（台幣，折合約港幣$25）一包，會不會太貴呀？他們沒信心賣得掉，就連嘗試的意欲都很低。」
屢敗屢試，這就引發阿德他們去做調查，認真了解街賣者需要哪類型的產品，也同時嘗試接觸背後的街賣集團。
媒體普遍把這些集團形容為邪惡的、剝削的，但阿德他們發現，那其實是比想像中來得普通。「他們的運作就是把街賣者載到街上去站賣，下班的時候再送回去。街賣者的收入跟集團分賬，一包100塊的東西，街賣者就拿50塊。」（相類似的營運方法，還有《The Big Issue大誌》；我們也有訪問到，請密切留意！）
這些集團大都誕生在六、七十年代，當時身障者要找工作、要出外都比現在困難。「做街賣者，要在人流多的地方賣，他們需要來回接送；他們一個人又不可能批發買貨，一批兩三千，還要自己承擔貨款；現在有老闆先去批貨，賣得掉就是你的，賣不掉就不算，風險押在老闆身上。」
「集團的營運模式，其實不是由一個很邪惡的人生出來，要控制他們，反而在某程度上是由於街賣者的需要而衍生出來的。」
只能從街賣者買到的「街頭泡泡糖」，由聶永真設計。
了解過後，問題是怎樣叫社會大眾知道。「用設計和輕鬆的方式，我們覺得街賣者的刻板印象是可以被解構，再重新建構的。」
於是，當設計師聶永真趁着「台北設計年」提議，重新包裝過街賣者的泡泡糖，他們就立刻意識到這是一個好契機。他們接觸不同的口香糖公司，遊說研發一條街頭專有的泡泡糖。「結果是飛壘口香糖的統一製菓公司願意跟我們合作。飛壘泡泡糖是許多台灣人在小時候吃過的零食，但長大後就被其他公司的口香糖取代了，大家連它的價格都忘了。」
關乎集體回憶的泡泡糖，換一個設計師的獨物包裝，只能在特定的街賣者買到 —— 整件事變得很有talking point，也很好玩。「原本一條泡泡糖，賣15塊（台幣，折合約港幣$3.6）；Play Bubble 要賣50元（台幣，折合約港幣$12）兩條，反應還非常好，大家都會用我們的地圖去找街賣者買。」
所有可行的方法 都盡力去做
由這條泡泡糖開始，慢慢就有其他公司接觸「人生百味」，想用街賣作為銷售渠道。例如有汽車香芬劑公司，開發了白蘭花味的香芬書籤，正透過平常賣白蘭花的街賣者對外銷售。「賣白蘭花是看天氣的，有了香芬書籤作為另一種貨源，就可以把街賣者的收入再穩定下來。」
由2015年至今，接觸了不少像徐大哥一樣的街賣者，這也讓阿德再思考「街賣」的工作意義：「因為他們身體不好，根本應付不了全職工作。如果沒有『街賣』這選擇，他們就只能拿失業救助了；但一個人可以用自己的手去賺錢，是重要的。」
用自己的手去賺到生活所需，是代表有獨立自主的能力，那才可以再選擇，對自己的人生有想像。「我們希望可以擴闊社會對街賣者的理解，同時也讓街賣者們對自己的工作有更多想像空間，他們是不是可以賣一些特色產品，如反核旗？手工肥皂？環保玻璃飲管？」
「人生百味」精彩之處是，不僅嘗試改善街賣者的生計、街友的生活，而是努力讓他們成為台北城市風景的一部分。
他們，不是要被驅趕的邊緣族群。他們，是多元社會的重要一員。
「我去過香港幾次，感覺是你們那邊對於街頭的控制，比我們還要厲害。那是很嚴重的問題，若失去了街頭，弱勢到哪裏去走？」阿德最後說，「我們是不是可以再發揮更多想像，連結更多人去找出這個空間的正面論述？」
由一個地圖開始，到籌備活動，與企業合作，一步又一步，「人生百味」的藍圖看似很清楚：讓街頭生活的人們過得更好，更有尊嚴。「哈，這都是現在回想起來，再梳理的。」阿德說，「但最重要是目標清晰，然後把所有能達到這個目的的方法都先提出來吧。做一做再說吧，畢竟也是試了才知是否可行，這不是嗎？」
「會不會，有天街頭不再可怕呢？如果在街頭上生活或工作或擺攤，其實也沒什麼呢？」他問道，「如果是這樣，我們的社會就會變得不再那麼怕失敗嗎？」
對，我們可以一同努力迎向這天嗎？
那天，我們遇見的人生百味團隊：（左起）巫彥德、簡艾薇、張書懷、汪劭穎、張貴智。「還有許多志工和朋友才做得成呢。」
（全文完）
Text by dy
Photo by ball + 人生百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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