每個人，都有屬於自己的召命。
這樣說，會不會太宗教性？
換個說法，就是每個人都有一件不得不去做的事。這件事不一定是很驚天地泣鬼神，但就是要由你去開始，由你去推動。
只要踏上了，就一發不可收拾。
回頭，發現自己的生命已奉上給這回事。
黃惠琼（琼姨）和大澳保育的故事，大概也是如此。
「有時，我都會想：為何自己會出錢出力，每個月交6000元租，開間民間博物館，打風還要拖地收拾搬東西。其實我在家裏晃著腳，聽聽音樂也不錯吧？」她笑笑說，「我自己都想不明白，大概這是上帝給我的工作吧？」（看另文 大澳文化工作室：元祖級社區故事館）
這也可以理解為天注定，或是緣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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琼姨在大澳生活了57年，是很普通的水鄉女子：1958年出生，讀書至中三輟學，出來工作幫補家計，做過幼稚園老師，後來跟做公務員的先生結婚，成為全職家庭主婦，24歲生下了第一個兒子。
「如果說有什麼過人之處，我會說，保育大澳真的是我從年輕開始就有的使命。加上我有上帝給我的勇氣和勇敢，嗯。」她說，頓了頓。
「如果無勇氣呢，好難做……大澳是個地方細，人人相識的一個社區，鄰里關係密切就會有壓力囉。我每次搞社區工作，我呀爸畀人鬧、我呀媽又畀人鬧、我呀哥又畀人鬧、我呀嫂又畀人鬧，即係合家都畀人鬧。我以前面皮好薄，好易哭，這廿年來都訓練多了。」
琼姨第一次搞社區工作，就是做逆權師奶。那是1982年，她24歲，生下大兒子不久。
為八戶人爭取水電的逆權師奶
他們當時住在鹽田壆村，離大澳最熱鬧的永安街，不到兩分鐘路程。這村由百多年前的鶴佬人建，他們在鹽田附近，以茅屋和木屋臨時安家。「1958年，我爸爸來到大澳的時候，他的朋友就讓了這茅屋給我們住。」由50年代住到80年代，連孫子都有了，這條村8戶人家卻一直沒水沒電。
最荒謬的是，其實所有輸水管、高壓電線都在鹽田壆村頭上經過，但水務局、電力公司就偏偏不幫他們做工程，減低水壓和電壓入屋。琼姨跟村民1982年開始不斷向政府爭取，3個月後水務局終於來裝水喉。「但中華電力公司一直遲遲不回應，後來說要我們每戶夾12,000元才可以裝一個減壓站 —— 你知道嗎，那時我做全職幼稚園老師，人工才1,200元。我當然是不肯讓步，怎可以欺壓經濟落後的人？」
一個發電站，爭取足足三年，中電才終於為他們安裝。「人類1969年上月球，但我家是1985年才有電呢！」琼姨笑着說，「但這個事件讓我知道，有志者事竟成，而且當你說愛大澳、愛社區，不能只是說說，是要有所行動的。」
做社區營造，常常強調「愛社區」，但到底這愛是怎樣？
有時，最基本的，只不過是希望讓自己和鄰舍，都生活得安樂舒服點。
這是投身社區工作最重要的動力。
不然，就是因為你與社區的緊密感情，發現到它的獨特之處，很渴望保留下來。因為你知道，世界上將找不到另一個能取代的的地方。就像琼姨與大壆的持續抗爭。
一次又一次以為自己要完成使命，卻又一次一次的落空了。
那條乾隆留下來的大壆
「大壆」是指鹽田壆村看出去，從前建來保護大澳鹽田的一條古老堤壆。自從60年代起，大澳的曬鹽業式微，政府就不再維修大壆，鄉事委員會亦不願花錢在此。80年代，魚塘挖泥工程加劇了大壆的失修。後來颱風吹襲，更令大壆出現缺口。
「我從小到大都在這大壆看日落，我眼裏的大澳景色不能沒有它。」琼姨說，「它是一項保護民生的工程，是它保護像我們這些在岸邊的民居。」大壆的議題開始在居民中間醞釀、發酵，1988年琼姨意外發現了關於大壆的歷史証據。
有時也真不得不相信「命運」。
「那是天后誕，我跟母親去天后廟時，無意中發現廟內有碑文，寫着『護鹽圍追乾隆之瑞環繞太平平安之街』，一問廟祝，才知道就是原來是家對出的這條堤壆。」碑文証明，大壆原來有超過200年歷史，這是多麼令人興奮的發現。瓊姨把這個消息告訴區議員和鄉委會，誰知給他們冷待。
「我不甘心啊，這是我們社區的重要資產，是屬於大澳，也屬於香港的。」這個師奶，終於決定走上街頭。「我由幼稚園搬了一張很小的寫字枱，放在横水渡的入口，開始了（保護大壆）簽名運動，我是第一個在大澳以家庭主婦的身份發起簽名運動的人。」
在這裏必需強調，在港英政府年代，要收集簽名申訴，是很嚴謹的。簽名後面，必需有姓名和身分證號碼，且要核對清楚，才能上繳。「大澳人都把身分證藏得很埋的，因為不見了，就要來回五小時出去市區補領，所以簽名運動，對大家來說，都是不容易的。」
除了搞簽名，還要出中環行政申訴署見議員，琼姨找了當時立法局唯一一個，亦是香港第一個反對立《公安條例》的陳鑑泉議員申訴這事。早一天更約了中外記者們，開一個記者會。真想像不到一位師奶，怎去做這麼多事情。「那一年開始，記者就認識我，大概他們對於一個師奶願意花五小時來回去保護一條石壆，覺得很好奇吧。」
那後來石壆怎了？
「陳鑑泉聽了我們說，（代表立法局）跟我們簽了一份文件，要求政府在大澳沒其他工程時，必須先修緝大壆。但因為他之前反對《公安條例》，下屆立法局他不再獲得委任，政府就沒有繼續跟進。」以為成功，誰知落空。
硬淨的琼姨決定自己得閒去維修，又試過發起由學生、福音戒毒的年輕人一起修石壆，被大澳人嘲笑是「愚公移山」。1993年，索性自嘲，辦了個「搶修大壆之愚公移山大行動」，聯合學生、青年人和外頭的老師，一同加固。「我清楚記得當我用大聲公，向學生講大壆的故事時，我哭得好厲害。」
付出這麼多心血、時間和精力，結果又一次不如人算。
1993年的夏天，至少來了七個颱風，復修了的很快又被捲走。最後一次颱風甚至把幾年以來的心血都抹去了。
社區抗爭，是一個過程
「我記得，我坐在堤壆望天說：這個世界有沒有耶穌和神啊？我只希望用人力去修好這堤壆。從前二百多年前造了這個堤壆，現在我都只是想用三年修理好這個堤壆，為何會變到現在這個境地呢？而腦海中忽然出現兩個字，你們猜一下是什麼字？」
堅持？努力？繼續？
「當時我想到兩個字，叫做『過程』。」她說。
「我在搶修堤壆的時候過程備受居民壓力，說我想出風頭，但我不惜犧牲人力物力，不管風雨，就連另一半也阻止不了我。但最後我明白了一件事，我沒有King Kong的力氣，也沒有李嘉誠的財力；但搶修堤壆已經帶出了『關心社區、關心人』的信息，這才是重要，所以就立即跑回家跟老公說！」後來琼姨跟當時的記者朋友說，如果政府修緝，她當然支持，有人願意私人出資，她也願意再出力，但她真的盡了力，要放下了。
這個路向，若現在提出來，很容易被罵為「左膠」、「沒有成果就退卻」。
但當放回琼姨超過三十年的社區營造歷史線，卻會發現那真的是一個過程。
做個昂首向前的改革者
大壆之後，琼姨出版了三本大澳地區誌，辦了香港的第一間社區故事館「大澳文化工作室」。她和大澳的社區故事，比她原本的傳得更遠更廣。
30年來，沒薪水、沒勛章，就只有每個月定期要交租，或是從口袋裏拿錢印書，保育自己成長的地方。瓊姨認為可以做的她都做了，對這個社區已沒有遺憾。「最不好意思的，是搞到自己屋企人。」因為反對盲目把大澳改造成為外國一樣的景點，全家被人指點、當街被人罵，說：「你搞到大澳連屎都無得食！」2000年，她反對在大澳的淺灘建漁船停泊區，有居民衝入文化工作室，打她的兒子。「哥哥被人罵，不還口；阿仔被人打，不還手。真的好慘！但這代表他們是明白我在做什麼的。我是很感恩的，若不是他們，我怎可以做下去？」
在自己居住的社區，做社區營造，跟街坊講發展願景，就要有心理準備面這樣的困難和壓力。琼姨的建議是：「你要挺起胸膛，我走在大澳街上，或在踏單車都會突然被人截停，必需立即下車，給別人責罵一頓，然後處之泰然地離去。做社區工作，是要心理質素需很高，否則不能抬起頭來。就像當年耶穌被釘上十架，身旁也有許多人不明白。」
「慢慢來吧，社區就是細水長流的。」琼姨說，「因為根本急不來。」
這是一個老社區營造者的建議。「所以，後生仔，唔好吓吓都刀仔拮大脾，有時塞翁失馬，焉知非福呢。大澳不也是這樣嗎？以前人人都說大澳慢，沒發展空間，現在處處發展了，單一化了，大澳卻仍是一個可持續的社區。人生有限，盡力而為，有種平常心就好。」
這位社區營造「老江湖」看的時間線，真的很長很長。
（全文完）
text/ dydy
transcript/ haha
photo/ andy wong + chow ngashan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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黃惠琼作品集
《大澳水鄉的變遷－－風、土、人、情二三事》 ，中英對照，香港，2000年
《澳水靈山》，香港：大澳文化工作室，2004年
《但願人長久》，香港：進一步多媒體有限公司，2013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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