由錦田，土瓜灣，到觀塘；一步又一步，我們從藝術手法開始，到開舖建立故事館等等，慢慢探索各種社區營造的方式、建立羣體的故事。

在進行這些訪問的同時，我們發覺必須好好追溯「社區營造」在香港的歷史進程，這才知道未來將要走怎樣的路。其中，不可不說的，是社工曾經在早期「社區發展」（Community Development，簡稱CD）擔當的重要位置──香港70、80年代的社區營造，曾經是由一羣行內稱為「CD佬」，專門組織街坊、周身刀的社工們推動。

但為什麼，在2015年，當我們各類型的社區正面對多方衝擊，卻再不見太多社工參與在逼切的「社區營造」上？為什麼這個社會工作（Social Work）的傳統好像無以為繼，只能靠其他專業人士參與？

我們找來了社工老師、元老級「CD佬」莫慶聯（莫Sir），跟我們回顧歷史，再找尋前面的「社區路」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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莫Sir於1981年在社工系畢業，一出來就做CD。「70至80年代，是一個風起雲湧的時代，也是社工參與社區發展的高潮期。」莫Sir說。「最高峯時，全港有54隊政府資助的社工做NLCDP。」

NLCDP，全名Neighbourhood Level Community Development Project，中文是「鄰舍層面社區發展計劃」。它是一個由殖民地政府於1978年開展的「社區發展」計劃。這是香港歷史上，第一個由政府資助的「社區營造」計劃，會聘請社工到偏遠或低收入地區，組織街坊，為他們爭取福利、改善環境等等。「這批社工不是去搞吓興趣班、做吓託管咁簡單，他們是真的可以組織街坊做抗爭，與官員對話。」莫Sir說，「其實在60年代末、70年代初，香港已有人開始做社區組織的工作。最早的機構應該是社區組織協會（SoCO），在1971年成立，不依靠政府資助。但要到1978年，政府才首次開始這類型的社會工作計劃。」

哇，40年前的港英政府是如此開明的嗎？

「唔，那是他們一個聰明的政治手段，也是機緣巧合。」莫Sir說，笑笑。

70年代末，香港仍被67暴動的陰霾籠罩着，港英政府一方面相當敏感和緊張，另一方面也在積極檢討管治策略。此時，剛好遇着內地大饑荒湧來的移民潮，山邊的木屋區像一個個不規則的堡壘，高峯期有超過70萬人住在這些沒電沒自來水的房子，社會壓力很大。

加上一羣於戰後出生的青年人，開始對香港產生歸屬感，受西方人權運動影響，經歷保衞釣魚台運動、金禧事件、反貪污等學生運動，亦思考自己在英國政府統治下的處境。

如此種種，交匯出一個時代的臨界點。

 

70 – 80年代：用社區發展面對社會矛盾

「簡單來說，就是社會整體都很躁動，矛盾愈來愈尖銳。」莫Sir 說，其實跟2015的香港，也有不少共通之處。「新移民潮、學生運動（當年亦有勞工運動等），在殖民地政府眼中，都是產生壓力團體、暴亂的溫牀。他們是覺得要立刻處理。」

英國人的「處理」，是先做了一個報告，判定其中一個社會當前要面對的問題是：官民溝通不足。市民不了解政府施政方針，有資源的人無法提供意見，低下階層連自己擁有什麼福利也不曉得。面對社會精英，殖民地政府面運用「行政吸納政治」，把他們納入到各類型的諮詢會，讓他們的意見（和情緒）有渠道紓解。

那低下階層又如何？「他們聰明地運用社工，去安頓和安撫他們。」

政府開始取締木屋區，但受影響的人實在太多，即使他們已經在做十年建屋計劃，都不能把所有人安置在公屋，那就惟有把居民安置到不同的臨時房屋區（或稱安置區、臨屋區、徙置區）。把貧苦人都聚集在小區，可以出現難以控制的狀況。於是政府就辦了NLCDP，招募一批社工系畢業生走入社區，訪貧問苦。

「當時港大學生會會長麥海華，畢業出來，第一份工就是去鄰舍輔導會工作，派去鑽石山大磡邨做社區工作。那一代做社區工作的人，大部分都有學運的背景。因為社區發展工作，在社會工作裏面，是最有社會改革面向的。它提供一個機會，給曾經參與學運，希望推動激進社會改革的學生，讓他們可以找到工作養家，同時亦能實踐他們想做的理想。」

那政府不怕他們會「搞事」嗎？

「他們被分派去的，都是過渡性社區，是暫時性的，」莫Sir 說，摸摸下巴，「再加上居民當時都是低下階層，是比較實用主義的，基本上是很難politically建立成一種力量。」這批CD社工，通常是3、4人一個小隊，就處理一個10,000人的社區。「你咩都要做囉，小朋友託管、家庭調解呀、搞大旅行呀、幫手申請上公屋、組織街坊要求改善環境呀……一腳踢，但我們不介意，因為是真實地在解決人的問題。」

沒有區議員、沒有蛇齋餅糉的年代，所謂「社區工作」，就落到「社會工作者」身上。

「回看70年代的NLCDP，它其實是在填補兩個 gaps，一是service gap，當時市民對於福利、社會服務資源不太掌握，社工就可以幫他們解決，幫小朋友補習呀、搞親子活動呀。另一個是political gap，NLCDP也是一個政治措施，是一個疏導的渠道，去穩定社會。」

「我只能說，當時的殖民地政府很聰明。」莫Sir 說。

90年代：由社區發展到帶領貧苦者抗爭

但重建、拆遷，很容易會連上社會資源分配的問題；社區發展，到最後還是會連繫到自由、公義、尊嚴，甚至民主等議題。這個「聰明的」殖民地政府，到了90年代，終於要面對連串抗爭。

90年代起，有一批社工眼見示威、遊行，對政府的影響漸少，開始想採取一些較激進的行動方式去表達訴求，這批人被稱為「新社會行動」。

「他們不會跟從以往的規範去做社會行動，他們主張解決社區問題，是要由大家一齊坐低平等討論；只要大家有共識，是可以不順着議程討論，例如明明講緊某個住屋問題，一下跳去講警權過大又得。如果有警察來查，要求查看負責人的身分證，他們會話我們這裏個個也是負責人。」

那不就跟上年的……「是的，他們的理念，甚至行動方式，和雨傘運動好相似。」莫Sir 說。

1993年，房委會強行推出富戶政策，不同社區組織組成「反公屋富戶政策大聯盟」，在3月25日於港督府門外的上亞厘畢道馬路上靜坐堵路，要求新任港督彭定康接信，最終27人被捕。據參與者稱，聯盟內正是實驗由下而上參與民主，行動方向、立場等，都是由所有人共同即場決策。1994年12月，荃灣合一社會服務中心的社工與荃灣德仁樓、卓明樓天台屋居民，帶同日常生活用品包括煮食爐、石油氣罐等等「瞓馬路」，抗議當局清拆他們的住所但卻沒有作出合理安置，結果社工與居民被警方拘捕。

「合一中心是和社區組織協會差不多同時期開始的民間CD，但前者走一個比較激烈的路線。它並不是唯一走『新社會行動』的機構。事實上，當時社會行動是和社工分不開的，這是他們工作一部分。不像現在，因為社工專業化，他們的參與就愈來愈少，社會行動就交給文化研究呀、社會學的人去處理啦。」

 

回歸前後：社工專業化，從社區發展退場

「合一事件」以後，政府停了NLCDP。社會上曾經有很多聲音反抗，甚至行政會的成員也不支持停止社區發展。然而最後，經過改名、修訂服務內容和規定等等，搞了好幾年，NLCDP還是沒有延續下來。本身有做開的社區，可以繼續，但不會再接受任何新申請。根據社署資料，2012年，全港只剩下17隊NLCDP社工。

「他們大都在較偏遠的離島、新界。這些地方的鄉紳勢力大，根本不用政府出手就可以控制他們，很難做到組織街坊。」莫Sir說。

但政府不資助，還是可以由民間做起呀，不是嗎？「沒有資源，也就沒有機構願意投身這個範疇。社會福利署evaluate機構的指標，都是很量化很數字的，但做社區營造是很難達到這個標準。基本上政府是揑住了社福機構的經濟來源，無錢真的無人敢做。」

而為了迎合政府或公營機構的標準，社工形象和訓練亦要走向「專業化」。「所謂『專業化』就是強調個人性、治療性，而且必須維持社工的社會地位，不可以做爛仔，要強調自己的專業獨特性──而抗議示威並不是我們的獨特專長，因為抗議人人都做得啦。」

「所以，並不是一個單獨因素，令社工在社區發展和社會行動上退場。90年代的抗爭事件、社工專業化，加上跟政府之間的利益糾纏，令大家也很難有發展空間。」

 

雨傘以後：社工運動可以復興嗎？

社工退場了，不代表社區發展不可以走下去。由利東街開始，社區發展的議題開始由各種背景的專業人士，聯同街坊共同策劃、參與。莫Sir覺得這樣絕不是壞事，反倒令社區發展的方向更闊更廣。他坦言，今天的社區發展，「唔好再旨意社工」。

「社工界的工作有3大方向：solve the problem, prevent the problem, community development。而好明顯我們現時只是在做頭兩項，青年人升唔到學喎，我們就搞更多的升學就業計劃，等他們可以盡快投入資本家的剝削裏面；又或者係濫藥喎，我們就搞個計劃去防止濫藥。」

「也不是說這些不重要，但現時社工的專業化訓練裏面，只注重教人怎樣見case，點開小組，但對於文化批判，社會脈絡的分析、政治環境的影響，是沒有太多討論。呢啲嘢，交畀社會學啦、文化研究啦。我們講社區營造，已經不是只講人在社區內的生活問題，而是落入一個更大型，抗拒單一發展主義、新自由主義的抗爭裏面。而現時社工本身的訓練並沒有這樣的視點。」

「社工是最叻建立關係，但最後想透過這些關係帶出一個怎樣的信息，是沒有太多的反省。」

可是，在雨傘運動期間，許多社工也積極以個人身分參與，他們本身對社會運動也有很強的投入感，不是嗎？

「當然當然，問題是回到工作崗位後，他們完全沒法滲入這些理念。如果你是以社工身分去參與一場運動，你就要發揮這個專業的獨特性，例如你會帶領街坊和長者，一齊去了解這場社會運動，陪他們去明白或者觀察；又或者是把這個議題帶回你的小組，讓公公婆婆都可以討論和了解。」

「無嘅，如果我哋返工只係同佢哋唱生日歌，放工就自己支持佔領，咁即係咩意思呢？ You yourself can be very radical, but the profession itself is very conservative. 我們教學會講社工要重視人權和自由，要做到 liberation and empowerment of the people，但真正可以在職場實踐多少？」

莫Sir強調，他對社區發展並不悲觀，他只是對社工行業繼續依賴政府資源，覺得悲觀。但與此同時，由一批社工於2013年開始的「社工復興運動」，於雨傘運動後出版網上雜誌《社福街15號》，推動社工界與社會運動更多連結，「讓社會工作者重拾智性工作的習慣，以深耕細作形式逆權抗爭」。

「我的立足點是悲觀的，但仍要有盼望。或許，當我們集結到一定的數目，我們就能推動改變。」他說。

（全文完）

text by Dydy