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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你知道啦,何式凝大我12年,我又大陳景輝12年--我們是屬同一個生肖,」黃健偉說,「但是很不同的人,哈哈。」

不同年代、不同學術背景、不同性格氣場,做了大半個訪問,仍然覺得他們三個「大纜都扯唔埋」,而且分別是很有主見的「性格巨星」。

要合作?不會打架嗎?

「我們每次一齊做訪問,記者都會話:嘩,你哋真係示範緊三個人有幾不同。」何式凝說。「但我們是幾proud of 彼此的不同,因為可以complement對方,保持張力。」

互相刺激,使出十倍功力

何是講gender、講sexuality的學者,黃是講政策的,陳是講政治歷史、搞社會運動。大家的面向不同,對同一個問題的理解隨時彼此矛盾。做訪問前兩天,他們在「罷課不罷學」的公開講課中才就「究竟在民主運動中有沒有敵人」,講出三種不同的意見。何覺得所謂的敵人其實是自己,是你自己接納不了對方,視之為「他者」,你不應該要求對方為你改變,而且你的構成來自他,你要抱有一種虧欠的態度待之;黃認為我們有敵人,但他們可能只是當下一刻的敵人,我們要給予allowance,如果有朝一日他改變了,我們仍要接納對方(哪怕他是梁振英);陳則覺得對待「他者」,有時是虧欠,有時是接納,有時互補,有時對抗,不能死守一個定律,而對於阻止香港走上成長進步的路的人,或是政府,他會選擇以對抗、否定來把道理說清楚。

「當場,我聽到他們的講法,第一下是憂鬱的:吓?乜原來我哋之前傾咗咁耐,連誰是『他者』呢個問題都仲係未有共識的。那我們之前的討論其實係咪白費?」陳景輝坦白地說。「但第二下我就會諗,如果那些差異可以兩三下就解決到,可以即刻變得融洽無界限,那就不是真正的民主啦。」

何這時打插:「我覺得我們因為對方立場不同,會更加用力去想清楚自己的立場,再用多十倍的功力嘗試講清楚,令對方明白。」陳景輝認同:「這是最有趣的地方:我們明白對方講咩,不完全同意,但亦不會彼此排斥,或者要磨平對方。」

這種求同存異,做朋友還可以,但做合作伙伴,行嗎?

在企硬與褪後之間

陳說:「我是重新認識和思考朋友之間的相處和合作,並不是『毫無代價唱最幸福的歌』的,因為我們是要三個人一齊做一件事,不可以一味強調大家的不同就算,要搵到中間合作的點。」

黃同意,「你跟一般朋友聚會,講唔啱咪褪後囉。你不喜歡這套戲,那我們就不討論囉。但我們有一個行動,要做決定,例如今晚個講座要怎樣set 場,你知啦,他們倆好重視set 好個舞台嘛。一個要咁,另一個咁,邊個褪?所以我咪講allowance囉。」他笑說。

「Cher,通常成日講allowance的,才是企得最硬的那個;原本企得好硬的,原來係無乜嘢。」何笑着說。

她認真的說,三個人的合作,對彼此一定是challenge。問題只是,你怎樣面對這個挑戰。講民主,就要在團隊裏實踐民主,打開自己的心。「當我講gender、講sexuality、講everday life,他(陳景輝)就會覺得我一定要放回時代、歷史裏面去理解,所以他challenge我好多,但開啟了我個心,去諗民主。將我講的東西再推前一步。」

理念可以互相辨證,彼此刺激;性格也會因開放的心,為着大局而轉變。「例如我本來做事是好快的,覺得係咁就去做啦。但而家會考慮三個人的步伐,提醒自己同其中一個講完又要再同另一個人講,唔好行得太快。我覺得自己是成熟咗,亦都淡定咗。」何頓一頓,「雖然有時都唔得(陳:「你性格上使然嘛」),係呀,性格使然,但我而家會學習諗多啲。」

這個世界有些地方是我們本來不應該去的--這是黃健偉曾經發給何式凝的一段訊息,安慰她別介懷在社會運動中,總會遇到不能明白自己的人、令自己傷心的事。

「但我們而家都改變,雖然個世界有一些地方是我們本來不應該去,但而家為着個運動,我們都要去。我們會帶着真誠,帶着critique一齊去,唔好怕被人話係『癲婆』或『憨居仔』。」何說。

「外人睇來,我們這個組合真的很怪,但好似義工Teresa說,總之無論你們點拗都好,你們心裏面知道,在這件事上大家都唔可以無咗大家。因為我們的能力好少,一定要集合彼此不同的resources先可以成事。呢樣嘢,對我來說,是好新的,我以前最憎合作,我是『一條囡一場運動』,但搭上兩條仔,就要變囉。」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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