何式凝、黃健偉(Anthony)、陳景輝,在雨傘運動裏都有不同的角色。

何式凝大概「走得最前」,幾乎晚晚出現在金鐘,又跟文化界好友成立「文化監暴」,監察佔領現場出現的暴力。黃健偉,他928那天一直在金鐘,直至傳出橡膠子彈已上膛才撤離,在佔領區來回數天後,漸漸遠離。至於陳景輝嘛,是被打為「左膠」,被「通緝」,經常被傳「他們那一黨叫人撤」。

所以佔領了50多天,他們仨不多聚頭,除了在9月30日近中環佔領區辦了一次「抗命時代分享會」,就各有有忙,各有自己的心事。原定未來民主大學的課程,都暫時停辦。

直至11月16日,星期天的晚上,他們以「雨傘運動讀書會」的方式復課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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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近立法會附近的「天下為公」水馬前,放了幾張膠椅,一張地墊,幾本書。三個人坐着,就開課。

說是課,不如說是「好書分享會」,也不存在老師與學生,「我們只是以書會友,希望以別人的著作為這場運動落實理論基礎」。「其實就今次復課,我們也思量了很久,有很多事情要考量。例如在哪兒開課呢?如果返回塔冷通,似乎是過不了自己那一關,因為我們情懷上始終與佔領區相連。」何式凝開場時說。最後選擇來到金鐘,情感是疏理了,卻又有別的憂慮。「這陣子,無論陳景輝出現在哪個佔領區,都會有人跟着出現,我們要如何處現這個情況呢?」

「不如,就在開始前的3、5分鐘,我們也討論一下吧。」何說。坐在前排的朋友,其實也是相熟的人,如朗天、余在思,紛紛說沒問題,到時就處理到。

讀書會,就是在這樣的設問和氣氛下開始。點點尷尬,卻很坦白。

雨傘運動裏的無政府元素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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黃健偉講的書是Translating Anarchy: The Anarchism of Occupy Wall Street by Mark Bray。「香港人對於『無政府狀態』是很反感的。因為我們以為那就是暴力、搶掠,但這本書講的不是這種『無政府』,而是Anarchistic Politics。」這書由佔領華爾街的參與者Mark Bray撰寫,他嘗試把佔領區內的狀況詮釋給外面的人聽。

外國媒體經常把「雨傘運動」與美國的「佔領華爾街」相提並論,Anthony說我們卻要留意兩者在本質上有很大的分別。「『佔領華爾街』是一場反資本主義的運動,但香港卻是一個爭取真普選的運動。前者提出的訴求很多,涉及許多具體經濟架構層面,但後者訴求是相對集中和簡單的。」不過,兩個運動的形態有相通之處,也可以彼此借鏡,甚至詮釋。

例如,書中提到「佔領華爾街」內的無政府元素,正好可以形容香港佔領區的狀態:
1) 沒有階級(hierarchy),
2)橫向延展,
3)人人平等,
4) 反權威,
和5) 直接行動(direct action)。

其中,Anthony對「直接行動」那一項最為深刻。
雨傘運動確實令香港人學會不再等待救援,要自己行動;佔領區沒枱椅,自己砌吧!落雨水浸嗎,找卡板自救吧!沒電力供應嗎?用太陽能、風力、人力吧!

「這一切都是很寶貴的直接行動經驗,但我再想的是,我們爭取的真普選,最終還是選一個人來代表自己,在這個大前提下,又可以怎樣加添『直接行動』的元素?」除了在佔領區實踐自己香港自己救,我們在政策層面如何拉闊公民的直接參與呢?我們可以怎樣迫令政府每一個機關開放渠道面對市民?「我們可以如何爭取空間,讓普通市民、平民百姓能真正影響政策,這是我們在爭取真普選之時,應該要同時進行討論的。」

我們現在需要沉悶的理性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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夜開始深,風愈來愈大,圍聽讀書會的群眾卻慢慢增多。「在這個寒天,夜媽媽,仲要講理性,我都好驚大家會被嚇走。」陳景輝笑說,拿起《動情的理性》。還是身穿那件狼衣的他,說這陣子講理性,是很「趕客」的。因為理性在大部分人心目中,只是「和理非非」那種「不講粗口的理性」,或是「和平佔中」那種極度自我約束的理性。

錢永祥提出的公共理性卻是另一件事。「香港好多人都會話政治是麻煩的,甚至是搞破壞的。作者卻鼓勵大家要視政治為促使社會合作的事業,運用公共理性就是其中的手法。」陳說,「政治是眾人之事,人一多,就一定有分歧,在公共理性的框架下,要解決這些分歧,就先不可以跳過這些分歧。」

香港這刻正是遇上了許多無法疏理的分歧。也不要說是藍絲、黃絲之間的衝突,佔領區內也已經有各種不同的聲音、主張。「公共理性,就是要我們每遇上這樣的分歧,都必須提出一個他人可能接受的理由,嘗試說服對方。這不單是希望尋求共識,也是保證自己不是在自說自話--即使對方立場不同,卻還是可以聽明白你的論據。」

陳覺得香港傾向愈來愈難講道理。一是因為我們只顧「鬧爆」,對語言和討論持不信任的態度,語言成為操控別人的工具;二是我們的成見很深,不張開自己去聽對方意見;三是我們長期處於戰爭狀態,「我有朋友在佔領區過夜,早晨起來想幫忙打掃一下也被人鬧:而家打緊仗呀,你咁中意乾淨番屋企啦!」

但他覺得最可惜的,是出現了第四個現象:愈來愈多人覺得,沒有說服對方的必要,「唔啱傾咪唔傾囉」。這並不能幫忙落實民主,把運動繼續推前。

有一位觀眾問,書名是《動情的理性》,那公共理性如何動情?「作者在序裏面有說的,我的理解是,最終觸動你去運用公共理性,願意不斷嘗試說服對方,尋求大眾的益處,都一定是一份情。例如對貧苦大眾的情、對受壓者的情等等。是這份情,令你不會輕易放棄尋求討論--當然,這是很不容易的。我自己對住好多人都成日想講粗口。」

站在少數的那邊回望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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何式凝原本是要講David Graeber的《為什麼走上街頭?》,卻在陳景輝講完以後,有一個提議。「我想講下我們為什麼會搞這個讀書會,以及三個人有什麼想法。」(陳笑說:「吓?又講自己嘢?」)

「其實我講呢本書,同Anthony講的很相似,都是以『佔領華爾街』為基礎,討論追求民主。我最初睇的時候相當興奮,因為講中晒我們的現況,好浪漫。裏面講到運動中,人人都經歷到以為不可能的事竟然成真了。我沒想過自己會有份策劃『文化監暴』或是『未來民主大學」,書裏面說我們都不可再以過去的經歷來規範自己,因為運動裏是可以實踐許多不可能。」

「但最令我感動的是書中說:這場運動令許多人重新恢復尊嚴。對的,我們的雨傘運動也是如此。我們的尊嚴被恢復,要獲得自由。」

「但一想到自由和尊嚴,我又會想到這段日子,對陳景輝或者好多其他朋友的標籤,同時都會諗到我們自己對於被『追擊』的顧慮。」何說。「我會想:如果我們創造的『民主』,是令到我們不敢在公眾場合揸咪講嘢,那到底我們在追求的是什麼?如果是因為『左膠』的想法是邊緣的、不入流的,那為什麼在一個追求民的運動裏,邊緣的人會獲得這樣的對待?」

「其實我平時好少看這類型的書(指《為什麼走上街頭?》),但這本書帶給我最大的反思是:即使我們在追求民主,也不要忘記民主制度本身仍然會把少數人、較邊緣的人的想法被排外。所以,無論我們倡議的是什麼,都必須要學習由那少數人的角度,重新回望自己爭取的,仍然會找到自己的缺失。」

「到底在這場運動裏,最被邊綠化的人是誰呢?而我們又應該給他們什麼位置?」何問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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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們仨似乎是各自說書,但都是針對雨傘運動當前的境況。套用陳景輝的話,就是各個理念不同的佔領者「既不能分割,卻又不能共享」,處於一種拉力膠着的狀態。在書會中提供的理論框架,讓參加者正視這個狀態,並一同尋求方向改變。

「在行動中學習,在學習中行動」,大概就是用論述和知識,叫人在行動平靜時不致於頹喪,在行動激烈時不致於失去理智。同時,也尋找那一套把社運內在理念傳遞出去的語言。「香港人是可以寫出同一類型的書,累積我們所觀察的。我覺得我們是要思考,如何把佔領場內的理念和實踐,翻譯給鐵馬外的人聽。」Anthony 說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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