原本,預定了這一篇是講講現在身處的小城,有什麼特別的風光。

我也買了特別的postcard,打算寄給特別的朋友。

看到了前明報總編劉進圖先生被襲的新聞,實在寫不下去。

好震驚,好難以置信。

 

因為我們還是在使用免費網絡,在家上網速度太慢,我當天忍不住衝出去市中心的咖啡店,就整日坐着,一篇一篇的重看所有報道和評論。

對不起,這是第二次沒有postcard了。

 

這次,我想說一個故事。是相關,還是無關的,大家可以自己想想。

Als die Nazis die Kommunisten holten,
habe ich geschwiegen;
起初他們捉拿共產主義者,
我沉默──

ich war ja kein Kommunist.Als sie die Sozialdemokraten einsperrten,
habe ich geschwiegen;
我不是共產主義者;接着他們捉拿社會主義者,
我沉默──

ich war ja kein Sozialdemokrat.Als sie die Gewerkschafter holten,
habe ich nicht protestiert;
我不是社會主義者;然後他們捉拿工會成員,
我沉默——

ich war ja kein Gewerkschafter.Als sie die Juden holten,
habe ich geschwiegen;
我不是工會成員;後來他們捉拿猶太人,
我沉默——

ich war ja kein Jude.Als sie mich holten,
gab es keinen mehr, der protestieren konnte.
我不是猶太人;最後,他們來捉我了,
卻已經沒有人可以為我說話了。

這篇短詩,大家會感到似層相識吧。這就是近幾年在社運界經常流傳那篇短詩的原文(註一),叫人絕不可以對身邊發生的迫害冷眼旁觀。原作者是德國的基督教牧者Martin Niemöller。

這段短文經常在港台兩邊的社會運動裡被改了「逼害的對像」就被傳頌,卻很少人提到,其實Niemöller本來是一個納粹支持者,不支持民主政府,亦有明顯的反猶太思想。

martin

Niemöller並不是一開始就對神學有興趣。他本來是一名軍人的,在第一次世界大戰,他是海軍指揮官,曾帶領軍隊戰至法國馬賽海岸,因此獲勛。在戰爭的後期,德國政變,德皇William II退位,成立了Weimar Republic,一個民主共和政府。但Niemöller是一個極保守,擁護帝國主義的軍人,他拒絕服從共和國的命令,最後被革職。

他之所以會成為牧師,除了因為他本身是教牧之子,更大原因是希望透過教會工作,叫德國人民「重回正軌」,重新變得有「秩序」,不再是吵吵鬧鬧,無所適從。他渴望的,是德國重要有「Order」。他認為這是民主制度不能給他的。

不難想像,為什麼當納粹黨出來的時候,他就立刻決定要支持他們。因為他們高舉的正是「秩序」,及「重拾德意志民族的光彩」。

眼看身邊人開始被抓捕,報紙上天天報道「叛黨被捉拿處決」,作為牧師,他沒有仔細思考,也沒有想起聖經裏與此相違反的教導,甚至覺得可能是一件好事。「共產主義者,他們不就是一羣無宗教主義者,是基督教的敵人嗎?」他也有提過,當納粹黨把傷殘人士和精神病患者捉拿殺害,曾聽過有基督徒說:「他們對自己對別人都是一個負擔,把他們帶走不也是一件合理的事嗎?」Niemöller當下並沒有反駁。

直至納粹黨推出Aryan Paragraph,迫令所有教會(及公共機構)把具有猶太背景的成員逐出(或交給納粹黨處置),他才驚醒過來。

在這之前,每一件捉拿事件,他都為其找「理由」找藉口,相信那是個別事件,相信這不是一種有計劃的消除異己行動。他不願意相信自己的判斷錯誤,更不願意面對現實──因為這就代表他要開始付代價了。

直到水浸眼眉,他才願意看清楚。

原來,他朝君體也相同。

他不能接受教會裏的同工,因為其背景,要被逐出德國(當時不少德國人也知道,所謂的deportation,其實把他們送去集中營,或是貧民區),也終於看清楚這個政府的面目。他先是發起了Pfarrernotbund(Pastors Emergency League,牧者緊急聯盟),一個聯合德國教牧反對Aryan Paragraph的組織,後來更索性加入由潘霍華(Dietrich Bonhöffer)等發起的Confession Church,與被納粹黨控制的German Church 劃清界線。因為他的口才和強而有力的講道,他在柏林迅速成為知名的反對派牧師。

曾經和和氣氣的跟Niemöller談判的納粹黨,在他加入Confession Church以後,立即反臉不認人,把他捉拿,送到集中營。當他承受從前他轉臉不看的弟兄所承受的,他才明白自己曾經是多麼天真、無知和自私。面對這重大的打擊,他曾經「求饒」,寫信給軍官,要求讓他加入納粹軍,在前線為國效力。

相信是經過了一段日子,他才慢慢的改變過來。

曾經,他公開宣稱:「猶太人所得的對待是應當的,因為他們把耶穌釘死了!」在集中營裏,他卻把食物分給猶太人,為共產主義者祈禱。曾與他同囚的人,都不相信,或是不知道,他原本是跟納粹黨一夥的。但他對此亦並無隱瞞。

有人在營裏小聲問道:「牧師,為什麼當初你會成為納粹黨的同伴?」

他坦白地說:「我也在問自己,同時在後悔。當然,可以說是希特拉出賣了我。1932年,他還未當上總理,我們曾私下交談,他答應過我,會保護教會,不會通過任何反教會的法律。他也同意不可以迫害少數族裔,對猶太人只會有許多條例限制,但不會有貧民區不會有迫害。……面對當時的反猶太主義,我真心相信猶太人不應該再參與政治,所以我滿足於他的話。同時,我對於全國捲起的無神論主義感到厭惡,這是共產主義者和社會主義者所高舉的,我最終把自己的希望都投放在希持拉身上。」(註二)

「我現在為這個錯誤付上代價了──不只是我,還有成千上百的人們。」

相信自己的羣體被在位者保護着,就轉臉不看他的其他惡行。這是錯信他人,也是錯信了自己的判斷。

Niemöller前後被囚禁了7年。德國戰敗後,他從集中營走出來,許多評論說,他仍然是一個民族主義者,不信任民主政權,仍然抱擁帝國主義。但Niemöller卻是最早主張德國人要集體道歉認錯的牧者。50年代他成為反戰主義者,支持放棄核武,反對越戰。他後來曾經再次入獄,只因他公開說:「軍人就是殺人犯。」(註三)

他寫過一本書,英文譯名叫《罪咎與盼望》(Of Guilt and Hope, 1946年),裏面有一段是這樣的:「我反覆的問自己,如果當初14,000位新教教牧及整個新教羣體,在1933年或1934年曾站出來,以生命維護真理,我們有機會[改變歷史]嗎?如果我們有為此發聲,Herman Goering可以把10,000個共產主義者如此輕鬆的捉拿到集中營並消滅嗎?

「我可以想像,如果我們如此行,3至4萬名基督徒會因此丟了首級,但我亦可以想像因為,3,000至4,000萬人因而不致於喪命。這就是我們現在要付的代價。」

對於Niemöller來說,所謂的代價,不只是人命,而是一生的罪咎。

「每次我遇見從前認識的猶太人,我都要跟他說:我站在你面前,但我卻不能與你同在,因為你我之間隔着罪咎。我犯了罪,我的人民也犯了罪,對你的人民和你。」

(註四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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註一:這首短詩的原文也有不同版本,因為Niemöller曾在不同場合,加入不同的人物,如「天主教徒」、「不能醫治的人」、「耶和華見證人」等等。這裏是採用1976年他曾有詳細解說的版本。http://www.martin-niemoeller-stiftung.de/4/daszitat

註二:NIEMOELLER speaks!,The National Jewish Monthly, May 1941, pages 284-5, 301-2, http://www.history.ucsb.edu/faculty/marcuse/projects/niem/njm415/NatJewMonthly415.htm

註三:http://www.wdr.de/themen/kultur/stichtag/2006/08/04.jhtml

註四:Über die deutsche Schuld, Not und Hoffnung, 1946, Martin Niemöller (English version: Of Guilt and Hope, 1947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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Non-postcard 029:

因為身在地球另一邊,我只能透過Facebook看香港的情況。不可以在巴士、地鐵、茶餐廳感受,到底大家對這次事件有多大的關注。雖然我的Facebook上,許多朋友都有轉載消息,也有不少討論,不過我常常懷疑,我們只不過是社會上的少數。(無可否認,我Facebook上大多都是記者行家、社運朋友等等。)

香港的大多數是不是仍然沉默呢?是因為事不關己,就轉臉不看,或是跟Niemöller一樣,自我麻醉,不想面對現實,因為不想付上代價?

心裏面好急,好想做點什麼。卻做不到,除了祈禱。

只能寫一個故事,提醒自己也嘗試提醒別人。別叫一切都太遲。

祝願劉進圖老師快快康復,也為他的家人禱告。

司徒咏姍, 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,2006年畢業,現時人在德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