未來的日子,我將會記錄一些自從我參與社運後,走進我生命中的人,還沒有全部想好的,就隨季節去挑在我心底某處的那個人吧。

我中六開始摒棄生活的主旋律,漸變成別人眼中的一個社運青年。然後發現,當我把頭完全栽到另一個圈子,身邊的舊朋友也就愈來愈少。每當遇到舊友人,也沒甚可聊。於是那些舊友飯局都以太忙、或許太累,推掉又推掉。而其實說穿了,是彼此話題不同了。我已經不能跟上他們討論的台劇、友人八卦花邊消息的話題,這些題目我都插不了嘴,也不想插嘴。看着他們口袋裡的,是永無止境追求新款智能電話,從不考慮背後對工人階級的剝削;看他們以大學生自居卻沒甚人文關懷與社會視野,只活在自己的世界,與本應一體的制度割裂開來,都讓我感到路遙遙而不同道。

其實再說穿了,自己在外頭推動社會改革,感染陌生的別人卻未能從身邊的朋友入手,也是基於自己的怯懦。朋友之間,政見不合,各執一詞,吵架的事,可免則免,不能免亦要免。彷如你欲抽根煙,掏出一根遞給對座的人,他不喜歡,也就罷了,免得煙圈散到他衣領,也待在沒有共同語言的氛圍。

或許這樣說,在運動的圈子裡,我會稱並肩的為戰友,意識形態交雜與滿腔義憤縱橫是我們共同的底蘊,遊走於壓迫底下的反壓迫是我們不疲憊的反抗,穿梭於官商一體與暴力制度之間是我們每天打的仗。好多人會好奇,這幫年青人為何弄得自己這樣奔命,社運是在搞什麼,又有何意義。在電視機前,大家看到的只是民間團體半分鐘的記招、一分鐘的遊行與肢體衝擊,然後一無所知。我媽也常問我,去個遊行要多久呢,為何都把時間花光光。

這個很難說清,要麼我直接陳列。開一場記招前是綿長的討論,觀望每個團體對議題的立場、可合作性、寫聲明的力度與想像後續的行動。遊行前是一連串的準備,與警方徘徊於煩雜的周旋之間、思考如何動員、主軸是什麼。還有其他的宣傳、街站、集會、落區、寫建議書、與不同群體開會、回應政府、組織群眾。

在昏暗卻又被掩飾太平的漩渦裡奮力對抗,說不疲累是假的,說不害怕也是虛偽的。戰友是信念以外令人堅持下去的理由。一想起那些影響過我的人,我影響過的人,就會變得浪漫與感性。我們在街道於國家機器前手牽手挽成人鏈、在烽火之時面對被捕,高呼政制崩壞,堅守街頭。我們以勇氣擋在推土機跟前、阻止抹去一切勞動成果與小眾聲音的發展,高呼這是人民的土地。我們坐在工作室,日以繼夜想像如何可以推動社會進步,低嘆政府又推出了吃人的政策。我們都是心底盛載熱情與理想的青年,對於我們這群人,理直氣壯是我們最大的青春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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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果沒有陳樹暉,我想,這兩年將會改寫。

從他當嶺南大學學生會會長,我當外務副會長;  到他當學聯秘書長,我當副秘書長,這兩年,我們一路走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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攝於一二年六四絕食,由六月一至六月三,絕食六十四小時。

我們早知山雨欲來,卻不知風浪是這麼的多。不安與荒謬的事情總是接踵而至 : 嶺大超收事件、大學生政治檢控被捕、反國教八千人罷課、港大黑金政治事件、四十日碼頭罷工、佔領中環、政制改革、學界商討日、港視發牌事件、新界東北發展計劃、爭取全民退休保障、反加學費、倒梁行動、反對教育商品化。六四絕食、七一遊行、勞動節、國殤、元旦遊行。一連串的,斑斑駁駁,將近兩年。為着反抗官員的迂腐,每次有他們的地方,就有我們。回想每次的不顧一切,總是眼有淚光,很難說清,是什麼令得我們相照於黑暗的社會。

每次面對記者時,自稱會長或秘書長的陳樹暉都氣定神閒。沒受過什麼訓練,我們一上任數天就面對嶺大學生被政治檢控、港大學生會發聲明要求中央介入黑金政治。剛投入學生組織旋即要開記招、設定學界立場、要求相關單位回應事件,那種強硬的態度是來自相信自己在說應該要說的話,哪管別人認為這是惹事上身。這是學生運動的本質,做別人以為與自己無干卻其實相干得很的事。生活就是政治,我倆深知這不能割裂開來,故對於社會的回應,沒有分歧,只有分工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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攝於中大百萬大道,八千人罷課反國教。

制度迫人,我們沒有喘息的機會,2012年,學生會上任,同時是梁振英上任。當小圈子選舉成就了沒民意的特首,我們以最大的呼聲參與了一波又一波的倒梁運動。當學生正視不公,投身於反抗與伸張,我們有我們的力量。就是這樣,走過一條又一條火線,我們經常擁抱,於疲憊之中互相安慰,是理想把我們牽引起來,相照於盡是黑箱的城市。

樹暉是我的師兄,同唸哲學系,回想我倆相識,是他在校園拾到我的學生證,拿過來還給我時,大家同坐桌子上聊了幾句。他知道我開始參與社運,是始於2010年的反高鐵與保衛菜園村,我也聽過他活躍於支聯會,難得有同道中人,也就聊着聊着。後來他競選學生會,候任會長在選舉前被揭發來自共產黨,樹暉便與同袍發起不信任運動,最終學生會落敗。在籌組新內閣進行補選時,他找上了我,邀請我加入當外務部。我拒絕了好幾次,那時的想法很明確,不想在建制裡頭打滾、不想當一個代議士、不想代表人、不想攬大權。

那時覺得自己只屬於無拘無束的街頭。

不過,總有些事是令人改變的。2012年一月,我到台灣看總統大選,那時蔡英文的呼聲很高,一度與馬英九相近。當時很多社運人士都到了台灣觀戰,我與樹暉在那邊碰頭。高雄是蔡英文的勢力地區,在造勢大會那晚,看著台灣人默默流淚,在那個可以容納十萬人的球場,是民眾寄予女總統的期望。他們訴說生活艱難,高雄十室五空,不少商店也做不住,他們希望改革。就是這樣,我改變了主意,在台灣答應樹暉一起做學生會。在民眾的眼裡,我看到建制裡也有機會,制度內外也要抓緊機會改革。現在回想,當時的決定的確關鍵。與樹暉合作的故事就在這裡開始,然也沒有因為學生會任期完成而完結。

從想法到做法,他是一個影響我很多的人。他有種一夫當關的感覺,在洪流裡扛起如斯重要的位置,把學界話語權奪過來,不讓政黨與團體專美,大學生也有大學生的聲音。他告訴我,他讀吳仲賢《大志未竟》時很有感觸,常跟我說學生運動是本着良心勇往直前。在打壓肆虐的日子,我們都在叉著喉嚨與勒緊聲帶之間用力納喊。

攝於學聯,開記招交待明愛示威事件及抗議警方濫權。

攝於學聯,開記招交待明愛示威事件及抗議警方濫權。

攝於反對新界東北發展計劃遊行。

攝於反對新界東北發展計劃遊行。

不忘今年六四,下大雨,我們全身濕透,瑟縮在一把傘子下。樹暉一直發抖,我捉緊他的肩說不冷。後來大家在台上高歌 「民主會戰勝歸來,後有巨浪承接這變改。」

我們拿著燭火,互相燃點,相照於黑暗的廣場。

何潔泓,現就讀嶺南大學哲學系三年級, 嶺大學生會(2012-2013)外務副主席,學聯副秘書長。由反高鐵開始投身社運,相信生活是政治。